笔者孜孜以求的，是翻译学本体论系统理论的建构——试图以归结主义方法来把握“译之所以为译”的本质，以及它的规律、机制和属性，并构拟出相应的理论模式。
西安翻译对于此前的翻译学研究，很粗略地划分出两个时期：经典理论和现代理论时期。经典理论时期即上世纪50年代以前的语文式的译论，虽多有精言妙语，但不算是对西安翻译现象的系统研究。此后便是现代理论时期，包括文艺派、语言派和文化派等学派的研究，这一阶段产生的种种理论可以说都是局部优化（locally optimal）的，虽然能够说明一些问题，但都存在很大的局限性，甚至包含“非译”（non-translation）和谬误之类的杂质，理论体系不简洁，更缺少理论所要求的充分描述性和充分解释力。
西安翻译学归结论以过去的翻译研究为背景，系统思辨和证伪了文化派及相关理论，并以此为契机力图推动翻译学理论范式的转变——从静态转向动态，从机械转向辩证，从描述转向解释。在翻译学归结论的系统设计中，笔者考虑了哲学、逻辑、语言学和文学四个层面。这四个层面又各自包括三个小的层面，分别是：客观性、主观性、主客交互性；模糊逻辑、形式逻辑、可拓逻辑；语形、语义、语旨；表现、审美、原道。从前至后是归结关系，从后至前是包孕关系。前者趋于具象、静态；后者趋于抽象、动态。笔者认为，翻译的本质只能在抽象层次上进行动态的把握，所以在哲学上它是主客交互性的；在逻辑上它是可拓逻辑的；在语言上它是语旨的，在文学上它是原道的。这些因素在文本理解和语码的具体操作上也都具有最大的权重，对其前面的因素具有否决权。但否决是受制约的，也就是，只有权重小的因素不能保证翻译效度时，才被否决。